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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多地圍繞高鐵走線、設站而展開的“爭路運動”，出現了“輿論戰(zhàn)”、官方公關、“群眾施壓”的現象。去年9月起，河南新野、鄧州兩地民間先后發(fā)聲，要求鄭萬高速鐵路襄陽到南陽段在自己家鄉(xiāng)設站。隨后，兩個城市的民間團體在全國多個城市發(fā)起各種形式的“爭路活動”。媒體稱，“爭路運動”體現了地方的“高鐵政治經濟學”。
　　鐵路歷來被稱作“大動脈”，伴隨著它的延伸和搏動，引發(fā)周邊“毛細血管”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特別是高鐵這一脈“新鮮血液”，誰都想在它流經己身的同時，留下一個站點，讓當地的“五臟六腑”搭載到這條“大動脈”上。這種愿望是現實的，也是良好的。就百姓的安居樂業(yè)而言，游子看到了家門、商戶看到了商機，更別說對相關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的推動作用。
　　因此，河南涉及鄭萬高鐵的兩個相鄰縣新野和鄧州公開打起了資源爭奪大戰(zhàn)。兩縣為爭奪高鐵站，從官方到民間，再到外地人脈資源，幾乎所有力量都充分調動起來了?？陀^地說，當地官員和百姓渴望發(fā)展的熱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從“資源大戰(zhàn)”發(fā)展到“輿論戰(zhàn)”、官方公關、“群眾施壓”的“爭路運動”，甚至出現了兩縣民情的對立情緒，就有點過了。因為，這場“高鐵爭奪戰(zhàn)”，注定沒有雙贏的結果。
　　高鐵不同于其他建設項目，它并非固定于某個區(qū)域，而是一條直線，無法兼顧全面。在鄭萬高鐵既定的起終點之間，在成本和效率的考量上，基本方案是不難定奪的。鐵路作為國家經濟建設的大工程，必然首先服從全國一盤棋的總體思路，對走向和沿途的站點設計，也是根據國家整體利益最大化的要求。這就無法全部滿足相關地方的利益需求，就如專家所說，高鐵線路不能應局部民意隨意更改。
　　然而，新野和鄧州打得如火如荼的“高鐵爭奪戰(zhàn)”，已經把情有可原的利益訴求演變?yōu)橄蚋哞F建設項目施壓，把正常的地方政府建議變成了裹挾民意的輿論壓力。在這種地方的“高鐵政治經濟學”中，相關地方政府至少失去了應有的政治姿態(tài)，因而導致民間在利益表達中產生失控行為：鄧州和新野兩地民間的“爭路運動”創(chuàng)意百出，除了發(fā)動簽名活動，還有各種宣傳攻勢，有人在北京西直門拉開“我們在北京，支持鄧州高鐵設站”的橫幅；有人身穿皮衣、頭戴皮帽登上天山，在冰天雪地里拉起口號橫幅；甚至還有上街拉簽名請愿、組織群眾上街、到美國白宮留影等過火行為。
　　如此造勢，難免讓當地民眾對鄭萬高鐵建設產生模糊甚至錯誤認識。有人還用不同方式向不同人宣傳，給農民兄弟做工作，聲稱“他們占了我們的地，還要搶我們的高鐵”，讓農民們很不高興，發(fā)出“這不中”的抗議。試想，這樣“拉票”，會給今后的高鐵施工留下什么“伏筆”？這已經把相關地方政府在國家建設項目中的正當利益訴求，變成了添亂和“加塞”。
　　作為地方政府，對建設項目中遇到的民情反響，應該有深刻的記憶，其中有些建設項目確實存在著影響公眾利益的弊端，遭到抗議是公眾維權意識的覺醒；有些也可能是因為公眾對相關建設項目的不理解而造成的。那么，對于毋庸置疑的高鐵建設，相關當地政府怎么就不懂得因勢利導，反而采用“輿論戰(zhàn)”、“群眾施壓”的方式，干擾和影響高鐵項目的順利實施？說到底，“高鐵爭奪戰(zhàn)”中表現出來的無序和失控，實際上是典型的地方利益思想作怪。
　　另一方面，這場“高鐵爭奪戰(zhàn)”，也讓“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資源分配積弊再次重演。這就把有關公共資源的分配，到底根據什么機制來拍板定案，不僅擺到了公眾面前，更擺到了決策者的面前。面對幾乎成了鬧劇的“高鐵爭奪戰(zhàn)”，上級主管部門、專家，尤其是最終決定高鐵打哪兒過的決策者有必要慎重考慮，在平衡各方包括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科學決策機制下，權衡利弊，給公眾一個科學合理的解釋。